（綜合報導）2025年7月31日傍晚，江蘇蘇州市一對日本籍母子在地鐵站區域突遭陌生男子襲擊，造成母親頭部受傷，子女未被波及。現場監控顯示，一名中年男子突然用鈍器從背後攻擊該日本籍女性。事發後安保人員和乘客將其制服，警方到場將其帶走調查。
事件地點位於蘇州園區的高鐵地鐵交匯口附近，為日企員工和外籍人士常用區域。日本駐上海總領館已介入處理，表示“高度關切”，要求中方確保在華日僑安全。
8月1日中午，蘇州警方表示嫌疑人已被控制，但動機調查仍在進行中。本案件與去年類似事件高度相似，是否存在模仿、模因傳播效應，成為社會和學術界關注焦點。
2024年6月24日下午16時左右，蘇州新區日本人學校放學期間，一名中國籍男子周加勝，持刀襲擊正接孩子的日籍母子，並登上接送校車繼續行兇，造成母親重傷、男童輕傷，一名中國籍女職工胡友平因阻止歹徒而被刺數刀不治身亡。
周加勝為失業人員，案發前情緒極端、表達“生活無望”及“恨外恨富”的傾向。法院認定其故意殺人罪名成立，判處死刑，並於2025年4月執行。
案件震動中日兩國，日本政府迅速向中方表達關切，並加強在華人員安全防範。中國社會對胡友平英勇犧牲表示哀悼，但部分社交媒體出現“抗日英雄”式諷刺言論，引發兩極分化。
事件之後，部分在華日企開始重審安保預算，日籍員工減少公共出行，日本國際學校生源下降約12%，顯示恐慌心理實際影響在逐步顯現。
中國歷史教育體系將抗日戰爭被描述為民族覺醒的轉捩點，更是政治合法性的重要支柱。
近年來，教材編排中，《九一八》《南京大屠殺》《731部隊》等章節內容比例高、描述詳盡、情緒更趨強烈。部分地方小學組織“穿八路軍裝再走長征路”活動，抗日戲劇常年上演。輿論極少涉及日本戰後反思和中日交流，對上世紀70年代起日本對中國的援助更是隻字不提。
主流媒體在紀念日節點（如9月18日、12月13日、7月7日）推出大量紀錄片、抗戰劇、社評與漫畫。2025年上半年，央視播放了五部抗戰題材連續劇，平均收視率超10%。
近期中國電影市場集中推出多部以抗日歷史為題材的重量級影片，成為官方強化仇日敘事的重要媒介。
首先是2025年7月25日上映的歷史劇情片《南京照相館》（英文名 Dead to Rights），由劉昊然、王傳君、高葉等主演，改編自南京大屠殺期間真實案件，講述平民借助隱藏照片揭露日軍暴行的故事。影片上映八天票房突破10億人民幣，暑期檔名列前茅，已成為暑期檔票房領跑影片之一。
緊接著，題材聚焦日本關東軍“731部隊”人體實驗的電影《731》原定於7月31日上映，描寫日本在東北對中國人進行生化實驗的暴行，具有強烈的政治寓意，被日媒及中國網友多次點名為“官方推動的仇日宣傳片”。但上映計畫突然推遲，官方未給出明確原因，引發廣泛猜測。
此外，8月15日還將上映紀錄片《山河為證》（Mountains and Rivers Bearing Witness），以全景視角呈現抗戰十四年艱辛歷程，大體形塑“民族受難史”敘事。
這些影片並非單純藝術創作，而被廣泛視為2025年抗戰勝利80周年宣傳的重要組成部分。它們以視覺衝擊強化對日本侵略者的負面認知情緒，借助市場票房與媒體轟動效應，將“仇日”情緒有效放大、制度化。結果是民眾情緒遭到集體動員，並進一步鞏固官方教育的歷史框架。由此可見，影視娛樂成為官方“仇恨教育”的延展空間--電影不僅講述過去，也在不斷塑造民眾的情緒指向與歷史態度。
微博、小紅書、B站中，“打倒小鬼子”、“鬼子來啦”等標籤不時登上熱搜。仇日情緒在輿論中呈現年輕化、網路化趨勢。
例如在前述胡友平案後，一部分線民稱其“保護侵略者的走狗”，對死者事蹟進行醜化，反映出非理性情緒在部分人群中根深蒂固。
政府仇日教育的原因有很多。首先是政治需要與歷史工具化。官方需維持統一意識形態認同，歷史記憶便成為可控資源。抗戰勝利作為“黨之偉大領導”成果，不僅服務於歷史敘述，也強化了政治合法性與群眾情感綁定。
對比改革開放初期對日本經濟模仿熱潮，如今歷史再度成為動員資源而非修復關係的工具，是出於政治安全優先邏輯。
其次是社會中失敗者與社會結構的裂縫與“仇富投射”。大多數襲擊者或仇外發言者，多數並非直接受過日本侵害，而是處於邊緣社會地位。仇日敘事在心理學上成為他們將個人失敗歸咎外因的投射出口。日本人形象作為“外來富人”或“高階優雅生活方式”承載體，在特定語境下引發敵意。
如2024年嫌犯周加勝為負債失業者，其襲擊行為帶有明顯“逆向民族主義”動機。
教育體制中過度情緒化的歷史敘事，可能在無意識中啟動民間暴力潛能。民眾將“反日”與“愛國”劃等號，產生極端化行為動機。即便政府在具體案件上予以強烈處置，但輿論土壤已在潛移默化中造成破壞。
2025年上半年，中國對日出口連續四月下滑，日企表示“經營信心不足”。日中直航航班班次減少近18%，文化交流活動銳減。
在日本國內，也出現針對中國遊客的惡意評論。7月東京一華人學生遭襲事件中，嫌犯稱“報復中國人打日本人”，顯示兩國民間互信出現螺旋式下滑。
歷史必須被記住，但它應是鏡子，而非武器。蘇州接連發生針對日本人的暴力事件，不僅是個體極端行為的爆發，更是長期以來中國官方操控歷史敘述、灌輸單向仇日情緒的惡果體現。
中國政府多年來在教育體系中將抗日戰爭塑造為“民族正義”的唯一敘事，卻有意回避戰後日本社會的深刻反省與民主進程，導致民眾形成刻闆印象與敵意投射。這種教育不僅塑造了偏狹民族主義，還削弱了年輕一代的國際視野和基本人文素養，使部分人將暴力合理化為“愛國行為”的延伸。
更嚴重的是，政府在宣傳層面不斷重複創傷敘事，卻缺乏與現代中日關係、國際和平合作相關的內容。這種“選擇性記憶”扭曲了民眾歷史觀，也為極端主義言行提供了溫床。
在蘇州事件重演之後，如果國家仍不從源頭上檢討和改革其民族主義教育方針，隻會讓歷史創傷成為新的社會風險。真正的強國不靠對他國的仇恨維繫認同，而應以相容並蓄、理性包容的國民意識走向文明未來。
隻有教育真正回歸理性、和平、多元的歷史視角，中國才能避免走上與世界隔絕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