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報導）6月29日（週四），美國最高法院做出了一項歷史性的決定，有效地終止了全國高校的種族意識招生專案。在一項因意識形態而存在分歧的裁決中，由六名大法官壓倒性多數裁定哈佛大學(Harvard)和北卡羅來納大學(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的招生計畫無效。
總共有六名大法官分別撰寫判決書，這一事實突顯了週四判決的重要性。三名大法官在法庭上發言了40多分鐘--首席大法官占多數，湯瑪斯同意，索托馬約爾持不同意見。事實上，最高法院的判決，加上反對意見和同意意見，總共有237頁那麼厚。
這一決定推翻了幾十年來最高法院以包括共和黨任命的法官在內的微弱多數維持的先例。它終結了學院和大學，無論是公立的還是私立的，把種族作為決定是否能被錄取的重要因素。
首席大法官John Roberts長期以來一直批評平權行動計畫，他代表法院多數人撰寫了這項決定，稱美國的高校在招生時必須採用不分膚色的標準。他說， “許多大學已經在錯誤的路上走了太久，認定一個申請者能力的，不是他（她）掌握了多少技能，而是他（她）們的膚色”，“我們的憲法不能容忍這種錯誤的行為方式。”
大法官Clarence Thomas寫道， “這些大學荒唐的招生計畫，讓我們看到了一些大學招生政策的本來面目，沒有方向，基於種族的偏好。這些政策公然違反了我們不分膚色的憲法。”
Thomas是第二位被任命為最高法院大法官的黑人，他一如既往地重申了自己長期以來的觀點，即平權法案給少數族裔帶來了恥辱。“雖然我痛苦地意識到我的種族和所有遭受歧視的人所遭受的社會和經濟破壞，但我始終希望這個國家能夠實現其原則--人人生而平等，是平等的公民，在法律面前必須得到平等對待。”
哥倫比亞大學校長Bollinger說“這讓人感覺很悲哀”。30年來，他一直是平權行動項目的主要支持者。“感覺這個國家一直在選擇，是繼續偉大的民權時代，還是另一種觀點‘我們已經做得夠久了，我們需要一種全新的方法。’”現在它是第二選擇。”
這一觀點與大法官Sonia Sotomayor的觀點相似。她寫道:“法院進一步鞏固了教育領域的種族不平等，從而顛覆了憲法對平等保護的保障，而教育正是我們民主政府和多元化社會的基礎。”
最高法院首位黑人女性大法官Ketanji Brown Jackson說：“今天，多數人拉起了開鎖索，通過法律命令宣佈‘不分膚色’。但在法律上認為種族無關緊要，在生活中並不會如此。”
紐約大學法學教授Melissa Murray在2016年和2017年擔任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代理院長，當時加州公投禁止在大學錄取決定中使用種族因素。她說：事實上，現實情況是，在那些取消了平權法案的地方，少數族裔，尤其是非洲裔美國人的入學率大幅下降。
“非洲裔美國學生的數量立即下降，這既是招生政策變化的影響，也是非洲裔美國學生在這種情況下不想去伯克利的原因。”她說，事實上，情況變得如此糟糕，以至於她不得不去找州立大學系統的校長，獲得許可，將非裔美國學生分組安排在課堂上，而不是“把他們分散開來”，讓少數族裔學生在討論種族問題時獨自發表自己的想法。
最高法院並沒有完全關閉大學錄取中考慮種族因素的大門。正如Roberts說，“本意見中的任何內容都不應被解釋為禁止大學考慮申請人討論種族如何影響他或她的生活。”法院也沒有處理將少數民族學生集中在班上的策略。
更重要的是，法院明確表示，美國的軍事院校，由於它們的“獨特利益”，可能會繼續推行它們成功的平權行動計畫，這導致了一個非常多樣化的軍官隊伍。
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教授Jerome Karabel說：“這個問題非常敏感，因為它引發了國家安全問題，最高法院已經放棄了自己的邏輯。”他指出，類似的邏輯可能適用於尋求招募少數族裔的員警部隊，以確保幾乎全是白人的部隊不會在一個以黑人為主的城鎮維持治安。然而，對於美國的學院和大學來說，多樣性將不再是考慮種族的一個可接受的理由。
週四的決定可能會在全國範圍內引起漣漪，不僅僅是高等教育，還包括麻塞諸塞州的波士頓拉丁學校、維吉尼亞州的湯瑪斯傑弗遜高中和紐約的布朗克斯科學高中等重點中小學。
最終，影響將體現在國家經濟、教育和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從要求在所有NFL教練招聘決策中考慮少數族裔申請人的魯尼規則，到就業和晉升決策，再到學校和工作場所的DEI專案，等等。
加州大學的Karabel指出，已經有就業訴訟懸而未決，“根據這一決定的邏輯，我認為，按照法院的定義，種族歧視也應該在就業中被禁止。”
哈佛大學的聯合法律顧問Bill Lee去年秋天在接受美國國家公共電臺(NPR)採訪時說:“這將在全國範圍內、在各個機構和行業打開潘朵拉的盒子。”
最高法院的裁決涉及兩所精英大學，一所是歷史最悠久的公立大學北卡羅來納大學，另一所是歷史最悠久的私立大學哈佛大學。反平權活動家Blum選擇這些知名度很高的學校作為他的法律目標，可能正是因為它們的精英地位。
北卡羅來納大學直到1955年才開始招收黑人本科生，而且是在聯邦法院下令之後。相比之下，哈佛大學在1978年成為平權行動項目的典範，當時最高法院稱，該校對種族的考慮與該校為確保學生群體多元化所依賴的其他特質相似。因此，法院當時表示，種族可能是學校考慮的眾多因素之一，就像考慮其他因素一樣，地理、在農場長大、在從科學到體育等各個方面的特殊成就，或者是所謂的遺產學生，即哈佛校友的兒子或女兒。
這一制度經過最高法院兩次重申，不僅在哈佛，而且在美國大多數高等教育機構都保留了下來。直到週四，最高法院就像去年在墮胎案中所做的那樣，推翻了幾十年來自己的先例。
法院多數人明確表示，它同意“學生公平錄取”組織(Students For Fair Admissions)的觀點。該組織起訴哈佛大學和北卡羅來納大學，聲稱這兩所學校歧視亞裔美國學生，這些學生的SAT和成績高於包括白人在內的任何其他種族群體，以哈佛大學為例，去年亞裔學生占新生總數的29%。SFFA斷言，這個數字應該更高，儘管亞洲人只占美國人口的7.2%。
哈佛在為其目前的平權法案辯護時指出，每個班級只有1600個名額，但從數量上看，它有數千名同等資格的申請者。例如，在2019屆，有3.5萬名申請者，其中3700人的SAT數學成績完美，2700名學生的SAT口語成績完美，8000多名學生的平均成績完美。哈佛大學最近入學的班級沒有類似的資料，但2023年的申請人數在過去四年中幾乎翻了一番。
對週四判決的反應可能會讓某些人感到驚愕，但平權法案的公眾輿論不像墮胎那樣，幾乎所有民意調查都顯示，公眾在墮胎這個問題上與法院意見完全相左。公眾對平權法案的看法更加微妙，也更加複雜。關於這一問題的民意調查存在矛盾：一些調查顯示，60%以上的人支持平權行動計畫，而另一些調查顯示不到50%的人支持。
例如，在加州，57%的選民在2020年投票反對在該州的公立學院和大學恢復平權法案。
總體而言，民調顯示，近年來公眾對平權行動的支持有所增加，但選民在這個問題上存在矛盾，結果取決於問題的提問方式。《華盛頓郵報》最近的一項民調顯示，60%的美國人認為大學錄取不應該考慮種族因素。但當這個問題以稍微不同的方式提問時，資料顯示絕大多數人支援促進校園種族多樣性的專案。
然而，除了平權行動之外，沒有任何其他選擇比考慮種族因素更有效。
大學招生管理人員說，那些試圖在不考慮種族的情況下增加黑人和拉丁裔學生數量的學校發現，沒有任何其他標準，階級、經濟地位，或者像保證高中班級前5%或10%的學生被錄取這樣的項目能起到同樣的作用。
對於美國人來說，種族問題從來都不是一個容易處理的問題，而且它將變得更加困難。
